司马光真的非常的屌吗?

问题:看过网络穿越小说《官居一品》的读者都会惊叹于主人公沈默的政治智慧。作者三戒大师说,《官居一品》男主人公沈默的原型是司马光。司马光有这么厉害吗?

宋辽对抗在本世纪○○年代和解,两国之间保持一百余年的长期和平。但宋帝国由于本身太衰弱的缘故,西北一隅的夏州,跟西南一隅的交州一样,也脱幅而去,建立西夏帝国。这个帝国既小又穷,可是,对宋帝国的伤害,却十倍于辽。 在中国固有的领土上,事实上不是宋帝国大一统的单独局面,而是三国分立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第十三世纪。 一宋辽和解 宋辽两国的冲突,到了本世纪初叶,急转直下。 一○○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皇帝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亲自统军,进入宋帝国本土之后,只使用少数军队攻击城市,主力却穿过原野,直赴黄河。深入四百公里,进抵澶洲,距宋帝国首都开封,直线只一百二十公里。宋帝国朝野震动,皇帝赵恒召集紧急会议,群臣们除了想到迁都外,别无他法。大臣王钦若是临江人,他主张迁都异州;另一位大臣陈尧叟是阆州人,他主张迁都成都。只有宰相寇准反对,他主张御驾亲征。他说“御驾亲征,对士气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可以致胜有余。何况敌人深入,我们坚壁清野,用奇兵切断它的粮道、它只有败退。一旦迁都,人心崩溃,帝国可能瓦解。” 赵恒采纳了寇准的意见,即行北上,进驻遭州,登北门城楼,跟城外的契丹兵团对峙。这是大决战的前奏,但和解却早已暗中进行。被辽帝国于前一年俘掳的宋帝国大将王继忠,深得耶律隆绪的礼遇。他乘机分析和解的利益与对抗的恶果,建议两国举行谈判,萧太后和耶律隆绪被他说服。于是由王继忠写信给赵恒,透露辽帝国的弹性态度,赵恒遂派遣代表曹利用前往辽军司令部磋商。 当赵恒到达澶州之后,曹利用也从辽军司令部返回澶州。辽帝国坚持要索回上世纪九五九年被后周帝国夺取的瓦桥关以南的“关南地区”,包括莫州、瀛州。赵恒不肯接受,他希望的是没有损失的和平。但是辽帝国后卫部队已对莫、瀛二州开始猛烈攻击,危在旦夕,如果陷落,辽帝国的条件势必更苛。于是赵恒表示,关南地区不可以割让,但宋帝国愿每年向辽帝国进贡,作为补偿,派遣曹利用再往谈判。萧太后、耶律隆绪正占优势的时候,当然不肯让步,但曹利用提醒他们母子:“和解不成,只有战争。中国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不像分裂状态下的后晋政府。我们皇帝又亲自督战,士气激昂,你们未必一定胜利。而且未帝国进贡,是把整批财宝直接送到陛下手中,而战争掠夺,只便宜了将士。”这些话正确地分析了事态的真相,结果议定宋帝国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四万匹。两国代表对天盟誓,签订和约,这就是有名的“澶渊之盟”。 上世纪之前的货币,还是以钢铁铸造的“钱”为主,以一千个钱为一“缗”,缗是最高的计算单位。本世纪两个条约所载,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两”已成为最高计算单位。这种改变,一直使用九○○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再改为以“元”为最高计算单位。 宋帝国向辽帝国进贡,显然大失面子。但是,两国对抗,最好能把敌人消灭;如果不能,那么就只有忍气吞声跟它做朋友。长期的缠斗不休,再强大的国家都会因精疲力尽而瓦解。以当时形势,和解实是最明智的决策。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和解。从○○年代一○○四年起,到下世纪—一二二年为止,凡一百一十九年。自八世纪中叶安史兵变,使沉沦在混战中二百余年的黄河以北大平原上的中国人民,初次得到安定。 一一九年长期和平中,并不是没有争执。争执经常发生,但都由谈判解决。最大的一次争执发生于四十年后的四十年代一○四二年,辽帝国再度提出关南地区的要求。那时宋帝国正被新独立的西夏帝国连连击败,结果增加每年进贡数量,共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三十万匹。 二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战斗力。只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 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组织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或三司使司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尚书省首长尚书令,同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兼任中书省副首长,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这太复杂了,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作一比喻。犹如教育部长并不能过问教育部的事,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一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教育部部长,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宋帝国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省长”),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末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三士大夫的乐园 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第世家消灭。在第九第十世纪,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第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第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粮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政府对封爵贵族,防范同样严格,亲王、驸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社会结构的纵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学校,一是考试,一是推荐。学校,我们以后再谈到它。考试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的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性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渐被根绝。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比唐王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至于推荐,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知识分子群中的互相赞扬,也可以使人获得官职。在达到高阶层之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更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别容易结党,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但赵姓皇帝对士大夫仍不放心,为了加强他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以便一个被野心家操纵时,另一个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诚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官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副州长,或秘书长。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强权”的美名。 懦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举出下列一事,作为说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作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他们的关系位置,如下表所示: 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的堂兄,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付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吕诲和监察部委员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借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 四教育文化 宋王朝的教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这是士大夫努力推广的结果。犹如基督教牧师认为有义务把耶稣的福音传播给大众一样,士大夫也认为有义务把儒家学派的思想传播给中国人民。 在政府系统中,仍以国立大学为最高学府,设于首都开封。国立京师大学校长,最初称“判国子监事”,后来才恢复古老的称谓“祭酒”。国立京师大学包括两个学院,“国子学”和“太学”。国子学是贵族学院,七品官职以上官员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太学则不同,八品以下低级官员的子弟或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本世纪七十年代,王安石当宰相时,把太学学生依他们的程度,分为三个学级,即“外舍”、“内舍”、“上舍”。外舍考试及格,升为内舍。再合格,升为上舍,上舍考试及格,即行毕业,由政府授予官职。州政府所在地有州学,县政府所在地有县学。各乡镇有人民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 除国立大学外,社会上还有私立大学。国立大学仅首都一所,私立大学为数很多。规模的宏大,有时还超过国立大学,而以下列五所,最享盛誉: 它们因是私立的,所以毕业生不能像国立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有法定的地位。但它们却全由政府官员创设,几乎全靠政府的支持。石鼓学校成立最早,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其他四个学院也都成立于上世纪,只是到了本世纪才开始显示出它们的影响。而白鹿洞书院,到了下世纪时,学生将近一万人,竟成为儒家学派主流——道学的大本营。 和学校教育配合的是图书,中国历代政府都设有藏书机构。宋政府的藏书机构是崇文院,即国立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包括四个单位,称为“四馆”,即“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馆负责对藏书校正错误,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特别珍贵的书籍和名画。图书最多时达七万三千卷,约七亿三千万字,比唐王朝略少。它的流通量当然很小,不过非法外流的数目很多,如管理人员私相授受,甚至偷窃而去,但对知识传播,却有贡献。 国立图书馆在宋政府另有一种特殊地位,它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候补人才储备所。“四馆”里的供职官员,在术语上称为“馆职”,全由具有儒书丰富知识的人选担任。一旦担任馆职,就等于确定了他光明的前途,因之成为新进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然而,国立图书馆最大的贡献,是它编纂了下列四部巨大的“类书”。类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丛书,即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读者如果需要某一类的资料,可免去翻查千百种图书的艰苦。 四大类书除了能够提供学者同类事件丰富的资料外,还为中国保存大量古籍。像《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们的内容,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勋绩。—— 文化普及有赖于图书普及,图书普及有赖于进步的印刷术。古代图书,都靠手抄。到了七世纪,木刻版兴起,寺庙和尚最初用来雕刻佛经——宗教信仰始终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动力之一。上世纪时,士大夫才用来雕刻儒家学派的经典。到本世纪,雕刻技术突飞猛进,业务蒸蒸日上,遂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手工艺行业,大小工厂林立。杭州、成都、洪州、泉州,都是重要的出版中心。遇到篇幅巨大的图书,像上述的四部类书,就要送到这些地方雕版。除了政府刊行图书外,因印刷的方便,民间也大量刊行图书,书店业由是应运而生,图书由珍藏秘宝,逐渐变成普通商品。 ——本世纪四十年代时,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的毕异,曾发明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中国最早的活版印刷。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推广,只昙花一现便消失了。可能是农业社会的静态需要量,还没有多到手刻版来不及供应的程度。 五宋词 中国文学在第八、第九两世纪唐王朝时代,以诗的创作,有辉煌的成绩。但中国诗有先天的缺点,即字数句数和韵脚,限制太严,又由于方块文字运用困难,所以无法发展出来像希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种海洋般的长篇史诗。绝大多数的诗只有四句或八句,字数也只有五字或七字,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可以稍作突破,但限度又非常的小,以致不能表达更复杂的感情和作更复杂的叙述。同时因为音乐的普及,于是,一种新的形式兴起,最初称之为“诗余”、“长短句”,这是最恰当的称呼,但中国古代习惯使用单音节,所以又改称为“词”。 词是诗的解放,无论字数句数和韵脚,大都比诗所要求的尺度为宽,而且比诗更适于歌唱。所以每首词都有一个固定的雅丽名称,以标出它的音乐性质。诗人只要选择词调之后,照它既定的格式下笔,就立刻成为一首歌曲。词的歌唱法,很久以来,已经失传。不过我们认为,词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不见得有很高的音乐价值。 ——词律最讲究的是字的平上去入四声与清浊,苏轼作词往往不合这种规定,有时还不注意断句,曾被指摘为“把人的嗓子拗断”。所以我们判断,在如此单调简陋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复杂的高级音乐产生。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词”的后裔“昆曲”,实在并不悦耳,使我们更肯定这种判断。 第八世纪,词便出现于文坛之上,但它却在进入第十世纪之后,才生气蓬勃,压倒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造成词的时代。宋王朝以词闻名的有八百余人,有专业出版的有二百余人。我们举出其中最伟大的五人:李煜、苏轼、柳永、辛弃疾、史达祖,作为词时代的代表。李煜属于上世纪。苏轼、柳永属于本世纪。辛弃疾属于下世纪。史达祖属于下下世纪。 李煜,恐怕是中国唯一的帝王词人,他是小分裂时代南唐帝国最后一任皇帝。一生截然地分为两段,前半生是无忧无虑的宫廷生涯,后半生家破国亡,成为宋帝国俘虏。两种绝对相反的生活,使他写出动人心弦的好词。当他还是皇帝时,跟妻子周娥皇感情最笃,为她写下很多艳词。我们举《一斛珠》一词为例: 晚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囗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氵宛。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沉,檀香木,用以焚香。丁香颗,形容舌尖。樱桃,形容红唇。囗,缠绕拂拭。醪:美酒。,漩涡。无那,无限之意。檀郎,爱人、丈夫。) 后来他瞒着妻子,跟她的妹妹偷情,又为她写下很多幽会的词,如《菩萨蛮》: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划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划袜,脱掉鞋子,以袜着地,避免发出声音。) 被俘之后,送到开封,小周后被宋皇帝赵光义霸占,向他哭泣求救,李煜毫无办法,自有无限悲怆。九七八年的七月七日,正是他的生日,他和他的家人歌唱他的新词《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对故国的怀念触怒了赵光义,下令把他毒死。李煜死的很惨,他中的是牵机毒,痛苦时头部跟足部佝偻相接。李煜当皇帝是失败了,但当一个词人却很成功。他用白描手法写词,表面上平铺直叙,内部却包括真挚的感情,是一种最艰难的功力,使他成为词坛之仙,没有一个词人在同一道路上能达到他的造诣。 苏轼,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对各种形式的作品,如“赋”、“诗”、“词”、“文章”、“骈体”、“绘画”、“书法”,几无一不精。他把词的范围扩大,从狭小的儿女之情的天地,扩大到广漠的大千世界。举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道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三世纪时,曹操大军被周瑜在此击败,奠定三国时代的基础。周郎,指周瑜。公瑾,周瑜别号。小乔,周瑜的妻子,美女之一。羽扇纶巾,传说中诸葛亮不穿戎装,只手执羽扇,头戴纶巾帽,指挥大军。酹,用酒洒地祭典。) 豪放雄浑,使二个知道这段史迹的读者,在读这首词后,感觉到风雨扑面。但苏轼的婉约悲凉也同样成功,如《江城子》一词,写他夜间梦见亡妻,诚是一字一恸: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柳永,一个颓废诗人,他最初在一首词里有两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当他参加进士考试时,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把他的姓名抹去说:“去浅斟低唱吧,要浮名干什么?”柳永遂幽默的自称“奉旨作词”。他的词全部是爱情和离愁,表露出本世纪社会上纸醉金迷的一面。传播之广,凡有井水的地方,都有他的词。词在他的开拓下,句数增加,成为长调。他的创作技巧使他写出难写的感情和难写的事和景,而仍保持直率的自然原始之美。像《雨霖铃》描述离情,回肠百折: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怅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晚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另一首《望海潮》,赞美杭州: 东南形势,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荣。烟柳画桥,风帘翠,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三吴,指苏州、越州、湖州,即最富庶的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地区。羌管,笛。菱歌,江南妇女每逢采菱,在舟中边采边唱。高牙,古时军营前大旗称牙旗。) 在柳永的创作中,这并不是一首好词。可是百年之后,到了下世纪六十年代,金帝国皇帝完颜亮读它,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对南中国的富丽,怦然心动,引起他大举南征的杀机。 辛弃疾,下世纪宋政府南迁后的伟大词人,他原籍历城,生下来时,山东已沦陷给金帝国。在女真民族统治之下,他和一批爱国青年,起兵反抗,推举耿京为主。耿京派他到来政府当时首都临安联络,可是等他从临安回来,叛徒张安国已把耿京杀掉降敌。辛弃疾和他的同志向戒备森严的金军大营突击,把张安国擒出砍头,然后率众南下。从这一段英雄行径,可了解他的英雄性格。但他强烈的爱国心,却限于客观的苟且偷安的环境,眼看一半国土永远丧失,而无可奈何。于是他的词像钱塘江的大潮,气吞山岳,但带着呜咽苍凉。我们举他《永遇乐》一词,这首词写他在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心情。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孙仲谋,孙权的别号,三世纪东吴帝国开国皇帝。寄奴,刘裕的乳名,五世纪南宋帝国开国皇帝。元嘉,南宋帝国第三任皇帝刘义隆的年号。狼居胥,即肯特山,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大将霍去病追击匈奴,到狼居胥山,不见敌踪。封,堆土祭神。仓皇北顾,刘义隆未作准备即行北伐,凡三次均大败,刘义隆隔着长江,北望北魏军营,面无人色。四十三年,辛弃疾作此词时,距南下投奔祖国已四十三年。佛狸,北魏帝国第三任皇帝拓拔焘的乳名,刘义隆北伐的对手。廉颇,纪元前三世纪赵王国名将。)——辛弃疾作词,最喜欢使用典故,被人认为“掉书袋”,但典故在手中并不阻碍感情奔放。 辛弃疾的词不仅豪放,而且悲壮沉郁。苏轼的词如日出时万马奔腾,长啸道游。辛弃疾的词则如日落时两军生死鏖战,纵是不悦耳的嘶喊,也出自肺腑。 史达祖,身跨十二、十三两个世纪的伟大词人。宋词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到他而作出总结。十三世纪初,宰相韩侘胄北伐时,史达祖是幕僚之一。韩侘胄开罪了儒家学派的主流道学家,等到韩侘胄失败,道学人士用毒恶的手段,大肆报复,史达祖被处黥刑——在脸上刺字后,贬窜,死在蛮荒。他虽然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但他并没有政治欲望。黥刑和道学对他的伤害,只更增高他的声誉。他描写春天燕子的《双双燕》: 过春社了,度审幕中闲,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翩然快拂花梢,翠见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瞑。应是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 (春社,立春后农村祈求丰收的祭神礼。) 如果把史达祖的词跟前面各家的词,作一个比较,可看出时间的元素,使它们大不相同。词到史达祖,已完全成熟。他集结厂前人的精华。一字一句,一音一调,都有仔细的斟酌,跟中国画坛上的工笔画一样的无懈可击。但也像工笔画一样,不为后人留下余地,就再也发展不下去了。 六定难战区建立西夏帝国 本世纪以来,宋帝国外与辽帝国和解,内部社会也相当安定,士大夫歌舞升平,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位于西北边陲,河套以南的定难战区,却于三十年代,脱离宋帝国政府,建立西夏帝国。 这是一个党项民族的国度,属于羌民族的一支。四百年前七世纪时,一位姓拓拔的酋长把他们带领着离开祁连山南麓柴达木盆地,投靠中国。当时李世民大帝特准他们定居在河套以南。九世纪时,因为帮助唐政府讨伐黄巢有功,唐政府就委派当时的酋长拓拔思恭担任定难战区司令官,并特许他改姓皇家的李姓。以后跟其他藩镇一样,世代承袭。本世纪初,表面上虽然顺服来政府,实际上仍维持着藩镇割据的局面,不时地劫掠战区界外的其他州县。 三十年代一○三二年,定难战区节度使李德明逝世,雄心勃勃的儿子李元昊继位,即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在以年号为纪年的时代,改变年号即是改变政治立场。李元吴制定西夏文字,大量翻译华文书籍,提高党项人的文化水准。一面向西扩张,把陷落在回纥部落手中一百余年的河西走廊,包括凉州瓜州、沙洲、兰州,全部征服定都兴庆。一○三八年,李元吴宣称他是西夏帝国皇帝,向宋政府上奏章,请求册封。中国版图上,遂出现了第三个国家。 宋帝国当然不能容忍叛徒猖撅,皇帝赵受益下令悬赏,凡擒杀李元吴的人,就命他当定难战区节度使。李元吴的反应是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一○四○年,西夏兵团进攻延州,宋军大败,主将被擒,延州州长范雍被贬。中央政府任命两位知名的文职大臣韩琦、范仲淹到西境主持军事,并命范仲淹担任延州州长。范仲淹对军事是门外汉,但他有宋王朝士大夫特有的对内宣传技巧。到职只一个月,就自己宣称,西夏帝国已警告他们国人:“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可欺。”明年,西夏兵团进攻渭州,正在镇戎巡视的韩琦派大军迎战,在六盘山下好水川接触,一万零三百人,全军覆没。韩琦狼狈逃回,阵亡将士的家属数千人,拦住马头,哀号招魂,大哭说:“你们随着司令官出征,平安而去。今天司令官回来,你们何在?愿你们孤魂,也随着司令官返家!”哭声震动天地,韩琦又惧又惭。但不几个月,就又有人宣称,边区人民到处歌唱:“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问题是,对内宣传只是一种肉麻当有趣的小动作,并不能解决实际困难。又明年,镇戎再度会战,宋军再度大败,九千四百余人,全部战死或被俘。 在每战必败的情势下,宋帝国只好谋求和解。一○四四年,正式承认西夏帝国独立,并每年向西夏帝国缴纳绸缎十三万匹,银币五万两,茶叶二万斤。每年节日(如元旦,中国皇帝生日),再增加绸缎二点三万匹,银币二万两,茶叶十万斤,银器二千两。 宋帝国为了面子,坚称这项缴纳是一种“赏赐”,而且只承认李元吴是西夏国王,不承认他是西夏皇帝。 宋夏之间保持了三十六年的不稳定的和平。七十年代,宋政府宰相王安石选拔出宋帝国开国以来第一位统帅人才王韶,担任洮河战区司令官。于一○七三、一○七四两年之间,收回陷于吐蕃王国二百余年,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有五个台湾岛大的中国故有领土,包括熙州、河州和全部河湟地区,目的在切断西夏帝国的右臂,作为向西夏帝国总攻的准备。可是,两年之后,王安石辞职,王韶也被新任宰相司马光指责“开边生事”,免职贬谪,以致前功尽弃。 但宋帝国仍念念不忘西夏的小而且贫,一○八一年,第六任皇帝赵顼停止缴纳财帛。倾全国之力,分五路出兵,向西夏帝国进攻,预定在灵州会师,可是,他却任命宦官李宪担任总司令。结果四路兵团如期到达,只有总司令在克复兰州后,屯兵不进,没有赶到。抵达的四路兵团,在灵州城下,群龙无首,又没有攻城工具,无法攻城。西夏乘机反扑,决开黄河堤防灌敌,宋军全部崩溃,死二十余万人。明年,西夏再攻陷永乐城,宋守军和居民二十余万人再全部覆没。 ——把兵将不相习,乌合之众的军队,在文职官员白痴般地指挥之下,投入战场,跟把可怜的羔羊驱入狼群一样,不过是残忍的屠杀。而宋帝国建国三百年中,却一直如此,使人为千万无辜牺牲的将士落泪。 于是宋夏再度和解,本世纪最后一年,一○九九年,宋帝国对西夏帝国继续“赏赐”。 下世纪,两国边界上仍然不断发生冲突,一直到金帝国大举入侵前夕,冲突才停止。宋帝国被这么一个蕞尔小国缠住,国力竞告枯竭。 七王安石 宋帝国能通过瓶颈,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第二任皇帝是长君,赵光义即位时已三十八岁,足可应付复杂的政治形势。如果由赵匡胤年幼的儿子继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早被颠覆。不过赵姓皇帝虽然到了平安坦境,仍不断做着随时被推翻的恶梦。这恶梦使未政府除了努力防止叛变外,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对辽和对西夏的屈辱战争,证明他们只会剥削人民财产奉献外国,而无力保卫人民。广大农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产生大批农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政府官员数目,每年都在膨胀,士大夫越多。脱离生产的人也就越多。他们以全民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人数,占有全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财富,而仍掠夺不止。这个士大夫所高兴的乐园,实质上是一个热度日高的大火药库。 于是产生变法运动,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王安石效法纪元前四世纪另一伟大的政治家公孙鞅,用革命性的全盘改革,来挽救宋帝国和士大夫自身的恶运,同时也解救倒悬在水火中的平民,他的见解被皇帝赵顼所采纳。赵顼是一个生长在深宫之中的皇帝,属于少数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一○六九年,赵顼任命王安石当宰相,变法立即开始。 变法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我们把他最重要的措施,归纳十项,作一简单叙述。 一确立预算制度,并控制预算。王安石设立一个“计划部”(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度支司、户部司、盐铁司),自兼首长,对行政管理作合理的改进,严厉制止私人挪用或吞没公款,结果每年为国家节省开支百分之四十。 二建立政府储蓄食粮制度。过去,各行政区向中央政府每年缴纳以食粮为主的赋税,都有一定数额:丰收之年,不能多缴;歉收之年,不能少缴——全靠向贫苦的农民强迫搜刮。而且还要千里辗转,运输到首都开封,费用巨大。王安石颁布均输法,用货币代替实物纳税,以免去运输上的困难。由各行政区在首都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购入,歉年时就可不必强迫搜刮农民。 三建立政府贷款制度。中国农民最苦的日子,大都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即稻麦刚生出青苗,还没有变黄成熟,农家存粮往往用尽,新粮又未收获,需钱最是孔急。王安石命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中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称“青苗法”。 四清查漏税耕地和整理田赋。士大夫地主兼并贫农耕地时,往往隐没田籍,不缴纳赋税。王安石对全国耕地,加以清查,结果清查出三百六十万亩之多。又颁布方田均税法,对全国耕地,重新评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肥沃的耕地赋税多,贫瘠的耕地赋税等差减少。 五建立平抑物价制度,设立平抑物价机构“市易务”。首先在首都开封施行,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市易务”这个机构还兼营银行,人民用金银绸缎或不动·产作抵押,就给予贷款。这是一个经济性的大进步,称“市易法”。 六建立公平劳役制度。王安石颁布“免役法”,规定全国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有为国家服劳役的义务。如果申请免除劳役,必须缴纳代役金,称“免役钱”,由政府代为雇人充当。 七加强国防军训练,淘汰老弱残兵。宋帝国的国防军,一部分集中首都,一部分集中边疆,轮流更调,目的在使兵将不相熟习,以免叛变,这些国防军平时就有八十万人,仅军饷开支,即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可是出征作战,不堪一击。王安石强迫老弱退役,废止“更戍法”,国防军不再轮调,而把他们永久分屯到重要地区,委派专任司令官,平时负责训练,战时带兵出征,使上下互相了解,如臂使指。王韶所以能收复河湟失土,就是因为他所率领的部队,是变法后的部队。跟变法前的部队比较,好像是来自两个星球。 八更新武器,国防军装备全部现代化。国防部队的腐败,在武器方面更为严重。不仅数量不够,而且大都锈烂,一万张断了弦的弓,跟没有一张弓一样。王安石设立中央兵工厂,征求新式武器图样及设计,淘汰全部落伍的武器。 九建立并加强人民基层组织,集合“管”、“教”、“养”、“卫”于一个称为“保”的单位。王安石颁布“保甲法”,规定十个家庭组织一个“保”,五十个家庭组织一个“大保”,五百个家庭组织一个“都保”。守望相助,随时纠察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人。一家有两个青年时,选出一个充当“保丁”,利用农闲时,集中军事训练。 十改进考试课目和学校课程。自从唐王朝之后,考试课目,主要有二:一是诗赋;一是帖经——即对《五经》的填空白试法。这种人才跟国家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毫不相干,但已实行了约四百年之久。王安石把它们一律取消,改为考试议论文,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中除了教授王安石所著的《三经新议》(三经:《诗经》、《书经》、《周礼》),还教授地理学、经济学、史学、法学、医学。 这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主要改革,然而,具有超人智慧的人总是寂寞的,甚至是悲哀的,他的变法终于失败。 八新旧两党的斗争 宋帝国的内在危机,人人皆知,人人都认为必须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伤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远在王安石变法二十六年之前,即一○四三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实行过改革。他先从小地方着手,只轻微地淘汰了少数官员,限制未来的“荫子”数目。荫子,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经过学校和考试即行当官的一种制度。有些官员还没有结婚,而儿子已经被政府委派官职,甚至怀抱中的婴儿,往往已是科长县长。范仲淹仅把这种荒唐的流弊,稍为缩小,要求必须确实有儿子而且年满十五岁。但这已立刻就引起高级官员的公愤,把他纳入小人系统。范仲淹是一个伶俐的人,在还没有招来更严重的打击之前,立即辞职,一切复旧。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气使他坚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来的不仅是公愤而已,而是全体既得利益阶层疯狂地猛扑,他们被称为“旧党”,那位在“濮议”中坚持称老爹为伯父的司马光,则被奉为领袖。王安石所领导的变法改革集团,被称为“新党”,王安石自然是新党领袖。王安石虽然也属儒家学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给他的束缚。司马光则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司马光跟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今纪元前二十三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爽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可有任何改变。” 还有两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的了解: 一宋帝国不成文法,皇家教师给皇帝上课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变法的前一年,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击,大臣刘分阝认为教师站着讲书,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实行五十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二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水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汉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郭,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汉地区交还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上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郭,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筑。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销黄河以北三十七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无能,疏远奸邪,进用忠良,辽帝国自然心说口服。” 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于一○七四年呈给赵顼。韩琦因“濮议”一案,已被纳入小人系统,现在因反对改革的立场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统。 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像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百分之四十,则这百分之四十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行贪污,自然愤怒。像“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才能合法的兼并贫农土地,现在政府用低利放出贷款,阻塞了他们的兼并之路,自然愤怒。像“免役法”,过去实行“差役法”时,士大夫家根本不服劳役,筑城筑路以及地方供应任何劳役,征调民夫时,全部由平民承当。现在把这种他们一向轻视的劳动加到身上,使他们与平民相等,自然更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傻到明目张胆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呐喊,但他们却可以为维护“祖宗法度”而呐喊。不过,在情急的时候,也会忍不住露出嘴脸。有一天,当赵顼告诉文彦博,人民都欢迎改革时,文彦博反问:“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统治国家?还是由小民统治国家?”赵顼顿时不能回答。 到了最后,旧党更渗透到皇宫之中,使赵顼的老娘高太后也站在他们一边,不断向儿子警告:新法祸国害民,祖宗法度不可轻改。事实上新法本身也碰到了无可挽救的困难:一是,本世纪七十年代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在旧党策划下,开封安上门管理员郑侠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另一是,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逐出政府,更不要说全部清除。他得不到公孙鞅所得到的坚强支持,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王朝立国的传统,他只能把旧党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首长,不能把旧党全部贬为平民。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只有卡通影片上才有的奇异场面,即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一○七六年,王安石终于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八五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即韩琦所欢呼的原状。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六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九旧党的分裂 司马光于当宰相的明年逝世,他的继任人选继续他的政策,而且一度企图屠杀新党。-○八九年,已被贬为邓州州长的新党前任宰相蔡确,在游安州风景区车盖亭时,作了一首诗。旧党立刻挑拨说,它是讽刺正在当权的高太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受了刺激,立刻像一头母老虎般地大怒起来。幸好有人恐惧大规模流血的镇压可能招来大规模流血的报复,才改为从轻处置,仅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三十余位主持变法改革的人物,列为“奸党”,公告全国皆知。蔡确则贬窜到距首都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新州,死在贬所。 这是旧党猛扑的高xdx潮。 然而旧党内部却适时的分裂,使他们的力量不能集中。导火线与司马光之死有关。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来时,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只有皇家教师程颐反对,他说:“孔丘说,哭的那一天不欢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在旁幽了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程颐不能忍受这种奚落,决心报复,命他的学生贾易、朱光庭弹劾苏武在主持国立图书馆官员考试时,所出的题目,故意诽谤政府。这弹劾引起反应,苏轼的朋友孔文仲也弹劾程颐污秽阴险。是五鬼之魁。于是旧党遂分裂为下列三党: 党的名称,以领袖的籍贯而定。程颐,洛阳人。苏武,眉山人,属于古蜀地。刘挚,东光人,属于河朔地区。他们之间的斗争全是意气斗争,但十分激烈,而且很自然地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而把对方驱入小人系统,互相恨入骨髓。宋政府在对新党人士大批放逐外,又忙着大批放逐内斗中失败了的旧党。 一○九三年,旧党护法神高大皇太后逝世,已经十八岁的皇帝赵煦对这位干涉国政的老祖母,早忍受够了。他跟老祖母当年迫不及待召回旧党领袖司马光一样,也迫不及待地召回新党领袖章惇,恢复新法,贬窜旧党——只一位例外,就是司马光最得力的党羽之一蔡京。当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销“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大家都担心时间短促,不容易办到。原属新党的蔡京正担任首都开封市长,竟如期完成,以致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现在他看见旧党失势,叛离旧党,再投入新党。 我们可把两党交互当权情形,作一排列: 本世纪在新党重执政权中闭幕,转眼就到下世纪,旧党彻底溃败,新党从内部变质。 十儒家学派的主流——理学诞生 最后,我们要叙述洛党领袖程颐,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就在本世纪末期,儒家学派中兴起一个新的支派(这支派后来发展成为主流)——理学,即由程颐开创。他的哥哥程颢则是他的同志,当时人称之为“二程”。他的老师周敦颐,是一位唯心论的哲学家,对“无极”、“太极”、“阴阳”、“动静”以及它们的交互影响,有特殊的研究和见解。程颐从他老师那里得到唯心哲学,再吸收佛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神秘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学。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非常的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这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第七任皇帝赵煦登极那年,只有十岁,正是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课时,偶尔折了一枝柳条来玩,程颐立刻正色阻止说:“春天时节,万物生长,不应该随便攀摘,那会伤害天地和气。”赵煦把那枝柳条悻悻扔掉,气得发抖。对一个十岁顽童,就作如此压制,无怪引起苏轼一派的反感,认为他囗丧人性。连最顽固的司马光都叹息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 我们再叙述三件事,以增强对理学的认识 第一前面曾提及儒家学派主要的思想根据——《五经》。另外还有若干辅助性的书籍,如孔丘言论集《论语》,即占仅次于五经的地位。但到了下世纪,朱熹又把《论语》跟孟轲言论集《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并肩,称为“《五经四书》”,后来渐渐代替《五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经典。 第二程颐坚决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曾有人对他吟诗句:“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谢娘桥。”程颐变色说:“鬼语,鬼语。”他要求的是,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凡不能帮助这项目的的行为,都是邪恶。 第三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理学在本世纪没有发生大的作用,反而一开始即行碰壁,即苏东坡的攻击和程颐被逐出政府。但到了下世纪末,他的门徒的门徒朱熹,在政府取得权力后,才正式结出果实。 十一东西方世界 一○三一年(西夏帝国建国前一年),西阿拉伯帝国无子嗣,奥米亚王朝绝,哈里发改为选举。 一○四○年,突厥回教徒塞尔柱部落酋长托格兹,称苏丹,于中亚建立塞尔柱土耳其帝国。 一○七三年(名将王韶收复河湟地区前一年),天主教教皇格列高里七世,改革教会,禁止教士经商娶妻,并不得向君主行臣服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否认禁令,打算把教皇罢黜。格列高里七世下令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 一○七七年,亨利四世自从被逐出教会,国内纷叛。不得已,大雪中赴罗马,身披悔罪麻布衣,赤足立于坎诺萨堡三昼夜,格列高里七世始予赦免。 一○八四年(高大皇太后引用!日党领袖司马光,尽废新法的前一年),亨利四世进攻罗马,以报复被罚之仇。格列高里七世向两西西里王国求援,亨利四世败走。两西西里兵围入罗马城后,大掠二 一○九四年(新党章停出任宰相,尽复新法),塞尔柱土耳其帝国禁止基督徒赴耶路撒冷朝圣,并且准备进攻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皇帝亚历苏斯一世大惧,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救。 一○九五年(章停出任宰相的次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门召集宗教会议,呼吁组织十字军,对伊斯兰教徒作战。 一○九六年(中国宫廷发生冤狱,赵煦的妻子孟皇后被囚,宦官宫女三十人,拷掠备至,肢体折毁,有的在审讯中还被割掉舌头,最后全体处斩),欧洲第一次十字军兴起,由法国贵族统军东正。 一○九九年(向太后执政,旧党第二次反扑的前一年),第一次十字军结束,历时四年。攻陷耶路撒冷,建耶路撒冷王国,选两西西里王国的高弗梨王子当国王。

三国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过这话也不完全对,诸君请看北宋的欧阳修就曾把三个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积极地向皇帝举荐希望朝廷重用他们,这三个人就是吕公着、司马光和王安石。

回答:

嘉祐六年,欧阳修任参知政事,宋仁宗要他举荐三个可任宰相的人,他便推荐上述三个人。当年范仲淹搞“庆历新政”时,欧阳修等人支持范仲淹变法,被指为搞朋党。欧阳修因而作《朋党论》,承认君子也要有朋党,否则斗不过小人,触动了仁宗的敏感神经,宋初的家法之一就是严禁臣下结党营私,再加上反改革声浪极大,仁宗就收了变革的心愿,将范仲淹等人一律贬到地方。吕公着的父亲吕夷简再度为相,也曾打击过欧阳修。欧阳修早年对吕夷简的作法并不赞成,甚至多有讥讽之意。不过谈到吕公着却很有好感,当时欧阳修是颍州的知州,很器重比他小11 岁的吕公着,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吕公着两人为谏官,称公着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说吕公着“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着。

图片 1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6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7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20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知洲。就这样干到国家二把手。除了写史,政绩有下面三个例子。图片 2

说到和司马光的矛盾,当时也是显而易见的。仁宗皇帝没有子嗣,将太宗曾孙、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过继为子,赐名曙,这就是英宗。对于英宗该如何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大家议见不统一,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认为应该称父亲,而司马光认为应该按儒家的宗法制度称伯父,这就是有名的“濮议”。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过激烈的交锋,可是欧阳修照样推荐司马光,治平四年,英宗崩,神宗继位,欧阳修又向新皇帝力荐司马光,盛称他“德性淳正,学术通明……臣忝在政府,详知其事,不敢不奏。”此便是昔贤之用心,以公平心待人。

(一)濮议事件 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仁宗赵祯)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英宗赵曙)作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

不仅对吕夷简、司马光是这样,对王安石也是如此。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他从小喜好读书,天赋极高,记忆力超强,有过目不忘之才。写文章不加思索,动笔如飞,见过他文章的人,莫不交口称赞,服其精妙。王安石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年方弱冠即以天下为已任,立志做一番大事业。他的朋友曾巩将王安石的文章拿去推荐给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读后大为赞叹,四处宣扬王安石才华出众。王安石早从曾巩那里听过欧阳修对他的好评,但直到嘉佑初年才登门拜访。欧阳修对他的姗姗来迟并不介意,“倒屣相迎”,延之于广座之中。后又有《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位翰林学士,以一代文宗之尊,竟对当时一名默默无闻的后生晚辈以李白、韩愈期许,实在难能可贵。有了文坛领袖的推崇,王安石很快便名满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还在朝廷力荐当今可为宰相者三人,王安石便为其中一位。王安石任相时,欧阳修撰文表示祝贺。后来王安石执意变法,欧阳修虽然是反对者之一,但二人终生诗文赠答,书信往来,维持着深厚的个人友谊。欧阳修死后,在众多的祭奠文章中,感情最深、写得最好的,还算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

  1063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干。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付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事件。“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司马光为首的士大夫集团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有勇于内斗的特质。图片 3

可见天下事,只要不存私心,掌握权力的,一旦把公事放在第一位,想到的不是车子、票子、婊子,做的自然是公允之事,如果趁机收受别人的钱财,看重别人后面的权势,而不是德能勤绩,自然肯定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比起古人,我们做得更好,只要肯用心。

(二)党争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王安石效法纪元前四世纪另一伟大的政治家公孙鞅,用革命性的全盘改革,来挽救宋帝国和士大夫自身的恶运,同时也解救倒悬在水火中的平民,他的见解被皇帝赵顼所采纳。赵顼是一个生长在深宫之中的皇帝,属于少数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一○六九年,赵顼任命王安石当宰相,变法立即开始。

  变法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教育。远在王安石变法二十六年之前,即一○四三年,宰相范仲淹也曾实行过改革。他先从小地方着手,只轻微地淘汰了少数官员,限制未来的“荫子”数目。荫子,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经过学校和考试即行当官的一种制度。有些官员还没有结婚,而儿子已经被政府委派官职,甚至怀抱中的婴儿,往往已是科长县长。范仲淹仅把这种荒唐的流弊,稍为缩小,要求必须确实有儿子而且年满十五岁。但这已立刻就引起高级官员的公愤,把他纳入小人系统。范仲淹是一个伶俐的人,在还没有招来更严重的打击之前,立即辞职,一切复旧。图片 4

  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气使他坚定不移。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来的不仅是公愤而已,而是全体既得利益阶层疯狂地猛扑,他们被称为“旧党”,那位在“濮议”中坚持称老爹为伯父的司马光,则被奉为领袖。王安石所领导的变法改革集团,被称为“新党”,王安石自然是新党领袖。王安石虽然也属儒家学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给他的束缚。司马光则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司马光跟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今纪元前二十三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爽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可有任何改变。” 一○七六年,王安石下台,他只当了六年宰相。他辞职后,由他的助手吕惠卿继续主政,然而不久被攻击去职,只靠皇帝赵顼一人坚持下去。一○八五年,赵顼去世,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执政。她立即召回被贬到洛阳(此期间完成《资治通鉴》)的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刹那间,变法停止,改革停止,所有的新法新制度,全部撤销,一切恢复原状。图片 5

  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六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图片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