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山西人还是陕西人?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汉昭帝之初,享年约60岁。

司马迁是山西人吗?恕笔者直言,答案是否定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之前共300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文学着作,在我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者司马迁也因此被后人所关注。

中国史 1

2018年4月23日,《太原晚报》第22版头条大字体标题刊登了周敬飞先生写的《司马迁是山西人》一文(原文参见本文后附录,看到十分显眼,也颇有点疑惑之感。为什么呢?因为就在20多天前的3月31日,陕西省韩城市于清明节前夕,在司马迁墓祠高岗下的国家文史公园广场,史无前例地以古典仪式祭祀礼,隆重举行了对史圣司马迁的祭祀活动,陕西卫视现场全程直播,央视记者和其他几个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有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专家、学者参与,当地群众和游客七八万人参加,盛况空前,彰显了对司马迁精神的崇敬。

中国史 2

关于司马迁的祖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夏阳人,一说龙门人。而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是山西河津的司马迁人。

在此大背景下,周敬飞先生很快写出了一篇长文《司马迁是山西人》在《太原晚报》发表,绝非偶然。笔者对周先生多年来执着地认为司马迁是山西河津人的观点是比较了解的,在笔者常年阅看的《太原晚报》、《山西日报》上,就几次看到过周先生所写的有关文章或报道。2001年11月14日《太原晚报》“天龙副刊”版,刊登了周先生写的《让“太史公”魂归故里》一文,述说了司马迁是山西河津人。2008年11月4日《山西日报》“文化·阅读”版,刊登署名艾斐的为周先生所著《人文河津》一书所写的序言,标题为《文脉厚泽促腾飞》,以约1/3篇幅转述周先生书中关于司马迁是河津人的记述。2015年3月17日《太原晚报》“文体/山西”版,刊登记者辛华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问世之际,采访该卷主编之一的周先生参与编撰后的感想,以《周敬飞:52万字绘制三晋文化地图》为标题进行报道。周先生认为此卷的“重要贡献有两个方面”,被记者以小标题升华为“两个亮点”。其一是:“因为《陕西卷》也写到了司马迁。我们必须强调司马迁是山西人,这对今后研究司马迁提供了文化依据和学术支撑。”自豪之感,溢于言表。

中国史,然而,当说到这位西汉时期伟大史学家的出生地时,很多人却皱起了眉。因为,对于司马迁的出生地在哪里,历来就有两种说法,一是陕西韩城说,一是山西河津说。而这两种说法争论的焦点和依据都是司马迁自己写的《太史公自序》中的一句“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由于古时地理范围的划分、位置的表述都与现在不同,而“龙门”是黄河上的峡口,为其东西两边的韩城和河津两县所共有,所以便有了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为历史记录者提供了一个崇高的丰碑,在很多人看来,司马迁代表了某种精神的传承。百折不挠,坚强不屈。这座高大的历史丰碑,这座丰盈的精神文化宝库,永远需要我们去仰视,去传承,并去深深地思索与研究。

上面介绍了笔者多年所看到的周先生关于司马迁是山西河津人的文论。笔者认为,考证司马迁籍贯,这是个学术问题,要把它放在司马迁生活时代的历史环境下研究,特别要重视司马迁自己所记述其家世来历变化的资料,追根溯源,考真求实;既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编织造假,增饰曲解以合已意,误导读者。正像前辈学者们说的,学术研究,资料是基础,真实是生命,我们应当遵循。

持陕西韩城说的人提出了以下几种理由:一是唐代张守杰在其所着的《史记正义》中曾指出,龙门山在夏阳县,因此司马迁是汉代夏阳县人,而夏阳县在唐朝时改为韩城县。另外,《汉书•地理志》也指出龙门山在夏阳。而对于司马迁是夏阳人这一点,可以从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推断出来。在文中,司马迁对自己列祖列宗的分散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即司马氏世代执掌周史。在周惠王、周襄王时,司马氏离开周朝到了晋国。此后,司马氏分散在卫国、赵国和秦国少梁。在少梁的司马氏是司马错,他的孙子司马勒曾跟随秦将白起出生入死,征战沙场。这时,少梁已改名为夏阳。司马勒的孙子名昌,司马昌生无泽,无泽生喜,喜生谈,谈生迁。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司马迁的籍贯为夏阳。

司马光籍贯在山西夏县,这是没有疑义的。从多方面的记载看,司马迁籍贯在山西河津,也是有根有据的。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是这样记述其家世籍贯的,摘记如下:“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梁案:前677-前619。周王室于前649年和前635年发生两次争权内乱。司马氏去周适晋,未确定是哪一次)。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梁案:以下只记在秦者)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梁案:以下收录其父司马谈的重要论文《论六家要指》全文,略)“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梁案:以下写司马迁行事,无关籍贯,略)。

除此之外,现居住于韩城鬼东乡徐村的冯、同二姓,都自称是司马迁的后裔,可是,为什么司马氏的后裔会是其他姓氐呢?据冯、同二姓人介绍,他们的祖辈原来也姓司马,因为司马迁遭受了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也为了避祸,便改了姓氏。有些人在“司”字左边加上一竖,改为“同”姓;另外一些人在“马”字左边加了两点,改为“冯”姓。另外,他们还举出了两个佐证,一是清代嘉庆二十二年立的一块石碑,碑上刻有:“世传司马……改姓同、冯二氏……”另外,在陕西韩城芝川镇还有一座司马迁庙。

在当年的山西大学堂文学院门前悬挂着一副楹联:“史学贯中华汉宋以来双司马,经传昭万世商周而上两尚书。”这幅短短的对联,其中贯穿了山西历史文化的真正传统。要知道,山西是史学巨著《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故乡。而且山西也是《尚书》中《尧典》与《舜典》两篇经典诞生之地。

以上可说是司马迁在其生命最后阶段因完成其称为“一家之言”的《史记》,在序言中对其籍贯家世活动的翔实记录。

然而,陕西韩城说却遭到了持山西河津说的人们的质疑,他们认为,唐代张守杰的“龙门山在夏阳”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龙门山包括的范围很大,虽然说夏阳县也有一部分的龙门山,但是山的一大部分都是在今山西河津县境内。所以以此为证也是很牵强的。

在《史记》中有司马迁的自序,里面称“迁生龙门”,具体是左冯翊夏阳,也就是今天沙溪韩城西南靠龙门这一代。所谓的龙门就是龙门山,这里人杰地灵,非常的有名气。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山一带开山治水,而且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所以司马迁的家刚好在黄河和龙门山之间。龙门山一带山清水秀,有非常多的名胜古迹,所以司马迁从小除了能看到这些美景和名胜古迹之外,还能够在这里听到许多历史的传说和故事。

《史记》传世之后,历代专家学者在阅读学习研究中,为其作注释者甚多,至宋朝被汇集成南朝宋裴骃的<集解>、唐朝司马贞的<索隐>和唐朝张守节的<正义>,至南宋被编辑为“《史记》三家注”本流传,称为“善本”书版本,甚至流传国外。

持山西河津说的人还认为冯、同二姓人的说法,十分牵强,不能作为依据。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改姓”之事看得非常重要,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改姓的。假如真如冯、同二姓人说的那样,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为了避祸改了姓。那么,为什么在后人为司马迁抱不平,并赞誉他忍辱负重、顽强不屈的精神时,这些改了姓氏的司马迁后裔不以司马迁为荣,赶紧将姓氏改过来呢?要知道,在古代的中国,改姓可是对祖先的大不敬。

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载:“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龙门,在河津县龙门山下的禹门口,即夏禹凿山治水的地方。《尚书·禹贡》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龙门山在河津县,龙门就在河津县境内。

在三家注《史记》版本中,对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籍贯家世,有这样几条注释:

而对于芝川镇的司马迁庙,持山西河津说的人也给出了自己的说辞。他们认为将为某人建庙的地方作为某人的出生地是过于牵强的想法,为了表达对名人的景仰而为他建庙,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如果在全国各地建有一个人的多处庙宇,难道我们就能说这么多地方都是这位名人的出生地吗?更何况芝川镇的司马迁庙建造于北宋治平元年,比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晚了约1000年,若是以此为依据,岂不是很难令人信服?

一是在“司马氏入少梁”句下,<索隐>曰:“古梁国也,秦灭之,改曰少梁,后名夏阳。”<正义>案:“少梁,古梁国也,嬴姓,在同州韩城县南二十二里,是时属晋。”

之后,持山西河津说的人也提出了自己的依据。第一,龙门自古以来就记载在山西河津县,这可以从孔安国的《尚书传》中得知,文中称:“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而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河津就在河东。第二,自大禹凿龙门以来,河津就叫作龙门了,证据是,从北魏到北宋近700年,河津都有建“龙门县”的历史,并曾在这里设立过“龙门郡”。第三,据说,当地的“明朝嘉庆版龙门志”和“清光绪版河津志”的地图中都标注着“司马迁故里”。第四,司马迁死后葬在河津,而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这么一句话:“迁生龙门,是其坟墟所在也。”这说明,司马迁的出生地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也就是河津县。第五,在山西河津县有个辛封村,全村共有1500多人,而司马姓氏的家族有20余户,100多人,他们都自称是司马迁的后裔。

二是在“葬于华池”句下,<索隐>案:“司马迁碑在夏阳西北四里。”<正义>引《括地志》云:“华池在同州韩城县西南七十里,在夏阳故城西北四里。”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有理有据,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来,这个悬而未决的考古悬案还需要考古界和史学界的进一步发现和探讨,但愿真相会早日公之于众。

三是在“卒,皆高门”句下,<索隐>案:“迁碑,在夏阳西北,去华池三里。”<正义>引《括地志》云:“高门俗名马门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十八里。汉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夏阳县故城东南有司马迁冢,在高门原上也。”

四是在“迁生龙门”句下,<集解>引徐广曰:“在冯翊夏阳县。骃案:‘苏林曰:禹所凿龙门也’。”<正义>引《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黄河,夏禹所凿者也。龙门山在夏阳县,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

五是在“耕牧河山之阳”句下,<正义>云:“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龙门山南也。”

各条注释均认定司马迁籍贯为今陕西韩城人,其地名、距离等,两千多年来,至今未变,诚为铁证。

以上所引《史记》原文及注释,均采自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简体字横排版《史记》。1999年1月,中华书局编辑部在以《史记》为首的“二十四史”简体字横排本出版说明中,记述了其整理点校的出版过程说:上世纪50年代至1978年,“先后参与此项工作的老一辈史学家及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达100余人。”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经过学术界四十多年的检验,已被公认为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于此可知,“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的司马迁籍贯为今陕西韩城人,也应是“最权威”的。1959年整理点校的《史记》繁体竖排版出版时,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出版说明中,第一句话即写明:”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人。”1999年1月简体横排版,将此说明仍全文收入。

正因为如上所述,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批准韩城市芝川镇的司马迁墓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此,周先生所写的《司马迁是山西人》一文,有没有真实的史料根据呢?周先生在其文章开头部分中说:“从多方面的记载看,司马迁籍贯在山西河津,也是有根有据的。”那么周先生所列举的“根”和“据”,是否经得起历史和客观实际的检验,笔者愿提出来与周先生和有兴趣的读者进行辨析商榷,分清是非真伪,以昭世人。

大致说来,周先生运用史料,有这样几种手法:

一、引用史料,有头无尾,不明其意。

周先生文章第6自然段引《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司马迁在论述自己的先祖时载有:‘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引文止此完结,至于司马迁先祖是去了哪里,他没有把原文再写出来。笔者在前面已完整列出,可以对照查看。周先生在其引文后,接着解释说:“这说明,在周惠王、周襄王之时,司马氏一族就离开东周,来到晋地,后分散了,有的到卫国,有的到赵国,有的到秦国。”这段解释也到此结束,对于不明真相的读者来说,司马迁先祖到了哪里,只能是一头雾水。很清楚,司马迁先祖是去了秦国的少梁,即现今的韩城。周先生不写明真相是有意为之。

二、张冠李戴,将唐朝中后期诗人的诗作,置于东汉初年人名下。

周文第7段写道:“明万历元年版《河津县志》‘艺文’卷中,收录有东汉太尉牟融的《司马迁墓》一诗,诗曰:‘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经过词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这说明,早在东汉之前河津就有司马迁墓,比建于公元1067年韩城芝川镇司马迁的衣冠冢早800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据查,所谓东汉太尉牟融的《司马迁墓》诗,是一首七言律诗。很明显的问题是,稍有点文学史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东汉人能写出七言律诗吗?查《辞海》对“律诗”的解释是“唐初形成的格律诗。”东汉太尉牟融《后汉书》有传,言其“经明才高,善论议”,并无诗赋文章传世。生年不详,死于章帝建初四年。由此可见,周先生写的东汉牟融的《司马迁墓》七言律诗,实为子虚乌有,并不存在。

但《司马迁墓》七言律诗及其真实作者是存在的,即为唐朝诗人牟融(生活于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的作品。经查《全唐诗》,其467卷为诗人牟融诗卷,收诗60首,《司马迁墓》诗在其中,与所谓东汉太尉牟融《司马迁墓》诗完全相同。这就真相大白,是周先生将《河津县志》记载的所谓东汉牟融诗,不加考证,误而信之,可谓“唐冠汉戴”,天差地别。

周先生还轻蔑地将韩城芝川的司马迁墓说成“衣冠冢”,纯属主观臆断,妄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