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屡次禁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赌博最为盛行的一个朝代,但同时也是禁赌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朝代。这种矛盾的社会历史现象,无疑表明禁赌措施的失败。从开 始,政府就开始禁赌,而到了康熙时期,社会赌风愈演愈烈,康熙在祖先的基础上开始加大禁赌力度,禁赌条例日渐细化,到了朝时候,则成为定制。即使这 样,清朝的赌博之风直至其灭亡也是烧得如火如荼。各种原由,我们还是从雍正在除夕那天颁布的禁止赌博圣谕说起吧。 1.《禁止赌博谕》 雍正4年12月30日,也就是当年的大年除夕,鉴于当时赌博之风盛行,雍正皇帝下达了《禁止赌博谕》。大致意思是: 赌博之事最坏人之品行。如果下等之人赌博,一定会聚众,作奸犯科多由此而起。如果读书当官的人赌博,一定会误时误事。读书当官的人这样,哪里还能有高尚 品德?朕多次申明禁止赌博,可是,直到现在还不见效果,实在可恨!如果不禁止生产赌具,就不能除赌博之根。现在,朕命令京城及各省地方官将纸牌骰子全部封 存销毁,不得再卖,违者重治其罪。如果还有赌窝或者引诱入局赌博的,输家可自首并检举同伙。所输之钱可追回归还,并免其无罪。这样,赌博之风可止。 他又说:“现在,发现不少汉族军官很熟练地在马背上赌博,说是用以解闷消遣。你们身为军官,要做的事一定很多,时间一定不够用,哪还有时间来干这些无聊 的事?朕还听说有的上司跟下属斗牌为乐,这成何体统?太玷污当官的名声了!此后,若发现官员斗牌赌博,就要查处他们和他们的上司,并由各都抚题参。至于禁 赌一事在法律上作何修定,各有关部要迅速拿出方案。钦此。” 便服康熙。对于禁赌,雍正同其父一样,将此置于维护国家根本的高度来认识。在位十三年,其于查禁赌博一事,屡降谕旨,申饬严禁,被臣属称为“万世不易之美政”。 对于禁赌,雍正同其父一样,将此置于维护国家根本的高度来认识。其在位的十三年间,查禁赌博一事,屡降谕旨,申饬严禁,被臣属称为“万世不易之美政”。 1723年,他严禁斗鸡、斗鹌鹑、斗蟋蟀。 1724年,令吏部、兵部、刑部会同八旗大臣等,详定旗人犯赌博其该管大臣官员如何议处,用系统的法律规定来追究各级官员失察赌博的责任。 1725年又定犯此禁者“照开场赌博例治罪”。 1726年,又系统地增修禁赌定例,将 “旗人制造牌骰售卖者”、“开场放头者”,“照光棍为从例,拟绞监候”,最高刑加至死刑;对于官员赌博,则规定:“无论满汉文武官员,有以马吊为戏者, 俱革职,照《例》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不准折赎,永不叙用”,“上司有与属员赌博为戏者,亦俱革职,照《例》杖一百,枷号三个月,不准折赎,永不叙用”。 1729年,特定“本地官员劝惩之法”,对地方大吏能否履行禁赌职责作出 雍正时期的钱币 详细的奖惩规定,并“永著为例”,于次年正式颁行。 雍正所以坚定不移地查禁赌博,除了遵从其父的言传身教,关键是他本人对赌博的危害也有极为深刻的认识。对赌博给人们的家庭、人们的品行和士风、官风,以及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所造成的危害,看得十分清楚。 他在位虽然只有十三年,但雍正在清朝前期坚持禁赌一百多 年不动摇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但的确是因为他对赌博的狠抓,才让后来的几位皇帝下定决心禁赌的。 2.清朝赌风之盛 苏州郡守冯衮在纵情赌博取得大胜后,心情畅快,遂吟诗一首道:“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取,不妨回首乞闲人。” 好诗,但做诗的人绝对不能算是好人,因为他赌博。 从这个不能算是好人的所做的好诗中可知古代的赌风之盛,至今流传甚广、流毒至深的赌博之风在古代就是一个难以治愈的严重社会问题,虽严刑峻法而终难禁绝。 早在明太祖登基称帝时,南京的赌博之风就已熊熊烈火。当时的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游手好闲之徒,他们好赌成癖,聚赌成习。朱元璋对此十分气恼,传旨 立即建造一楼,名曰:“逍遥楼”。此楼建好之后,又命人把那些赌主赌徒统统抓到楼内,把没收的赌具也放在楼里,让那些赌棍们集中到楼里一起“乐逍遥”。同 时又下一条严令:吃饭 的,没有!据说,自此以后,大批赌棍受到严惩,使京城内外的赌博之风大大收敛。 有一种说法是,赌博和有关。“樗蒲乃老子人西戎所造,或云胡人亦以此为卜”。老子是不是冤枉的已无可考证,但若说赌博脱胎于古代的占卜术,似乎有些道理。 “赌博”一事真可谓是源远流长,在唐、宋以前多称为“博戏”,或称为“樗蒲”、“博塞”,金、元以后、乃至明、清,始通常称为“赌博”。清代赌风之盛, 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有传统的赌博方式如投壶、叶子戏、象棋、马吊、纸牌、骨牌、骰子、摇摊、斗鹌鹑、 摊边小赌。赌博由来以久,参赌人员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就连街边的小摊主也用赌博吸引小孩,招徕生日图为时期一集市上的摊边小赌 花会等;也有不少新创的方式如“叉麻雀”,已经具备了今天麻将牌的基本格局。另外,到清中叶以后,从西方传入的彩票、赛马、赛狗、扑克和打弹子等赌博方式,在沿海地区和通都大邑流行一时。 二是参赌人员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士大夫到村夫妇幼,参与赌博活动的人数众多。 从上面雍正的禁赌圣谕和后来的几位皇帝严厉而详尽的禁赌条例来看,清代对赌博的打击还是非常严厉的。但是这样严厉的打击非但未能禁绝赌博,反而日益猖獗。其中原因何在呢?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图片 1 清代赌博最为盛行,同时禁赌法律规定最为严厉,这种矛盾的社会现象,无疑表明清代禁赌措施的失败。清初以来的禁赌律例,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赌博最为盛行的时期,同时也是禁赌法律规定最为严厉的时期,这种矛盾的社会历史现象,无疑表明清代禁赌措施的失败。 清代赌风之盛,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有传统的赌博方式如投壶、叶子戏、象棋、马吊、纸牌、骨牌、骰子、摇摊、斗鹌鹑、花会等;也有不少新创的方式 ,如“叉麻雀”,成形于清中期,至晚清盛极一时,已经具备了今天麻将牌的基本格局。还有清中叶以后从西方传入的彩票、赛马、赛狗、扑克和打弹子等赌博方式,在沿海地区和通都大邑流行一时。二是参赌人员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士大夫到村夫妇幼,参与赌博活动的人数众多。 康熙以降,社会上赌风渐盛,政府也加大禁赌力度,禁赌条例日渐细化,至雍正时成为定制。乾隆初期颁布的《大清律例》卷34《刑律·杂犯》,较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禁赌的条例。其总原则是,“凡赌博,不分兵民,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对于开设赌场聚赌抽头者,分别其旗人、民人等不同身份及初犯或再犯的情节,处以杖一百、鞭一百,徒三年至流放三千里,最重者甚至处“发极边烟瘴充军”和“绞监候”等重刑。官员参与赌博,“革职枷责,不准折赎。”官员开场聚赌,分别其旗员、汉员的身份,均革职枷责,永不叙用,同时对参赌官员的上司亦严加处分。对于造卖赌具,分别其旗、汉身份及初犯、再犯、首犯、从犯,分别处以杖一百、徒三年、流二千里、发边远充军、发极边烟瘴充军等罪。地方保甲知情不报和地方官员失察,亦分别治罪。负有查赌职责的相关人员,必须究问赌具来源,查清者受赏,否则受罚。 清代律与例并用,律条极为繁复,而仅就上述主要内容而言,赌博罪重者可至“绞监候”,可谓严矣。此类条例一直沿用,直到光、宣之际,禁赌条例在法律条文上没有大的调整。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要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任何身份的人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均属非法,同时禁绝赌具的生产与传播、销售。对于官员和负有禁赌职责相关人员的行为,也作出了较为详尽的奖惩规定。 尽管有如此严厉而详尽的禁赌条例,有清一代赌博非但未能禁绝,反而日益猖獗。清代禁赌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呢?我们对这一问题有几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主要原因在于,清代法律与社会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律例中将人们的游乐活动与危害社会的大规模赌博不加区分,一概施予严刑峻法,导致禁赌法令难以长期坚持执行,最终成为“具文”。赌禁自康熙初就已渐收渐紧,至雍正时期,着力于全方位的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同时加强了对赌具的查禁,并进一步扩大了对相关责任官员的连坐。然而,实际上雍正朝的赌博仍然是有禁难止,雍正帝自己也承认:“赌牌掷骰虽为贪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系适趣之戏具。”将此类“游戏”与开场设赌及“扎局弄赌”的骗钱把戏不加区别,使得禁赌措施难以具体贯彻。 至于以连坐治罪的形式加强对赌具的查禁,实际执行中也有困难。按照规定,地方官员查得赌具来自邻县或邻省某地,一旦上报,则本地同僚或邻省官员均要受到牵连,而该官员在官场与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因而,一般官员查获赌具,多称为本地所产,以此规避连坐条例并邀功请赏。雍正帝自己也感到:“饮酒赌博亦易犯之事,而将专讯兼辖各官定以革职降调,其处分不亦过乎。”至雍正十二年不得不将查赌升赏条例废止。可见,法律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脱节,导致法令难以执行,这正是清代禁赌失败的首要原因。 第二,吏治腐败、贪污成风,也导致禁赌法令无法实施。清代的吏治败坏始自于康熙朝,乾隆以降,乃成积重难返之势。此种背景下的禁赌法令,在执行过程中自然会大打折扣乃至成为官吏索贿的筹码。雍正朝巡察御史宋筠报告的一起在山西查获赌博案的情形,颇能说明地方查赌的一般情况:“巡察至盂县鹞腾崖地方,于卖烧饼魏姓之家,见有十余人聚赌。臣面问魏姓云:‘赌博新例甚严,尔等何不怕官?’答云:‘官离此数十里,不得知道。’臣又问云:‘衙役稽查如何?’答云:‘送他几百文钱,就可完事。’臣又问云:‘地方乡约出首如何?’答云:‘同在一块地方居住,不好意思。’彼此瞻徇容隐,情景如绘。” 乾嘉以降,赌禁已成“具文”,查禁赌博的官员与吏胥,以得贿为目标,致使所谓禁赌,成为一些官员非正常收入的一个渠道。道光二十二年,福建汀漳龙道员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郡城娼楼赌馆,甲于通省,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数元,数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规。”清末广州闱姓之赌,例行馈赠地方大员竟达数十万两之多。在这样一种官场风气之下,欲完全贯彻禁赌法令,岂可得哉。 第三,其他影响禁赌法令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的因素,上行下效的效尤及赌场应付检查的办法增多等。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而可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增加,导致大量人口从传统农业中游离出来,在村镇间或涌向城镇地区从事农业以外的手工、商业和服务业等各种行业。这就是雍正帝所说的“游惰”之民。“闲散”人员增多,致使赌博极易滋生。赌博方面的上行下效,也促进了赌风的蔓延。此外,在长期应付查禁的过程中,清代赌场或赌博组织者,已形成一套对付查禁的办法,这些都妨碍了禁赌的有效实施。 晚清时期,赌风泛滥,渐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张弛赌博之禁,开征赌捐,这本是为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筹款的权宜之举,并非近代意义上的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筹和控制赌博业,但在法律上,它却使禁赌法令走到其自身的反面。至此,清初以来的禁赌律例,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